施密特的理论不仅仅是一项学术成就，而且是对一种新事态的激进表述和辩护，这种新事态可能/将会取代奄奄一息的欧洲公共法。作为一名坚定的反实证主义者，施密特对国际法采取了一种前瞻性的方法，他认为“大空间”是他试图识别新秩序诞生时的阵痛。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很难看出“大空间”在量上与扩大的国家有何不同，而这种缺乏明确性使它更接近于“生存空间”。它的法律缺陷甚至促使凯尔森最杰出的学生之一约瑟夫·L·昆茨在阅读和评论施密特关于“大空间”的著作时，对施密特不屑一顾，他写道：“法学教授卡尔·施密特从来都不是一个法学家，而是一个政治家”，他的著作“不是国际法研究，而是政治研究”。
我们只能看到这些理论与当今的国际法律秩序和实践之间的相似之处。例如，《宪章》及其后续实践倾向于区域主义，尽管它们最初谴责了势力范围的想法（例如见A/RES/291(IV)），但最终（无意中）实现了施密特的一些想法。这一点可以从区域条约的形成中明显看出，这些条约赋予曾经被视为势力范围的组织以法律实体，例如北约、（已解散的）华沙条约组织（见 C. Chaumont 的《国际公法 伯利兹 WhatsApp 号码 一般原则》，《海牙汇编》（129），1970-I，第 351-353 页）或较新的组织，例如非洲联盟或海湾合作委员会，以及《宪章》第 52 条，该条为联合国国际和平与安全框架内的此类区域安排或机构赋予了目的。
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认为国际法律秩序的水平性是不合时宜的，“美国和新兴超级大国中国（其势力范围超越国界）并不是‘国家’，不像梵蒂冈或摩纳哥是‘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大空间 模型 已经脱离了它与纳粹法律理论的联系——因为它现在被公开引用，并与国际法律秩序中的多极化和区域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