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在理想世界中，基础设施的发展会对整个科学系统内的变化做出反应（可以说，它们是由科学驱动的）。数字化转型所需的文化变革只有通过科学界的广泛接受以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之间的平衡才能实现。因此，例如例如，德国人文学科国家研究数据基础设施（NFDI）的建立就伴随着深刻的基础设施谈判过程。这些追求两个目标：
促使人文学科研究文化发生范式转变，从而得到广泛接受 FAIR 数据原则。[48]
[ 25 ]这一过程将改变人文学科知识、数据和信息的获取、处理和交流方式，一方面，技术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实现这种新的研究文化愿景所必需的文化变革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需要对新条件进行不断的批判性反思。
[ 26 ]从上个世纪中叶计算机技术开始应用于人文学科时，人们就已发现这些方法往往超出了传统人文学科的资源。因此，在早期创业阶段就建立了第一批技术中心作为支撑基础设施，例如：例如，剑桥语言计算中心（1964 年）提供了计算能力。[49]除了专门的技术中心外，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等文化遗产机构作为数字化和数字资源的提供者，也日益成为人文学科数字化转型的参与者。[50]几十年后，各种地方、国家和国际数字研究基础设施在人文学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中包括： B. 获取并长期保存集体资源，作为使用 巴拿马电报数据 数字方法的工具、技术和咨询及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并确保在开放科学范式下交换信息、数据和知识。[51]
[ 27 ]对于人文学科数字化转型的机构建议需要协调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不同参与者的观点，从个人研究人员和机构到研究基础设施和（国际）国家聚合器和加速器，如 NFDI 和欧洲开放科学云（EOSC）。因此，要深入了解大学层面的 DH 基础设施成功因素，第一步必须是讨论 DH 基础设施这一术语的含义，第二步是将这些见解应用于分析大学层面 DH 生态系统的制度和基础设施维度。